王彬彬名言：
执着地认为文学应该具有精神深度和终极关怀，应该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与深邃；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除了具有审美的敏感外，还应具有思想家的品格和学者的素养。用这个标准去衡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总体上是很让人失望的。 
- 常有人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其实，首先应该谈论的是当代中国作家缺什么。我以为，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精神、缺灵魂。当然不是说没有例外，但总体上看，这个群体的精神质量不高，精神的侏儒化、灵魂的庸人化，是一种很显眼的现象。更有甚者，以侏儒化和庸人化为荣。
- 精神的侏儒化、灵魂的庸人化，必然导致思想的贫困化。作为这“三化”的典型表现，便是作家普遍与现实之间没有一种紧张关系。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对当今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们要么缺乏感觉，要么开口便错。经过或长或短的磨合，他们与市场之间已经建立起“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他们惬意地生活着，惬意地“书写”着，惬意地赚取着，一篇又一篇，一本又本……
- 所谓对“怪鸱的真的恶声”的呼唤，就是这样针对麻雀的唧唧啾啾而发出的。对麻雀的叽叽喳喳，鲁迅是不爱听的，他要听到的是“怪鸱的恶声”，是“猫头鹰的不祥之言”。
- 通常人们都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把握王朔，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看不到王朔与中国源远流长流氓文化的血缘关系，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与主流文化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合谋关系，看不到政治的流氓化与流氓的政治化是滋生流氓文化的温床，看不到某些特定时期流氓文化的“繁荣”是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鼓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朔。
- 所谓“文坛”也者，或许自古就是名利场。自从有了一个“坛”，就免不了众人在面争名逐利。这其实也正常不过。视“文坛”为净士、视文学家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之士，大概只有深山老林中的文学少女还会有这种想法。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批评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 对于批评有何用，一直存在争议， 我知道，不少人心中，对批评的作用都是很怀疑的，一些作家则公然表示着对批评的鄙视。其实他们都大错特错。若没有批评家忙前忙后地张罗，文坛上的名利分配又怎样进行?若问批评有何用，我们至少可以回答：在文学场上的名利分配中，批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如果这些“山头”意味着不同的批评“流派”，那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个批评家，尤其是一个成熟的批评家，是应该有自己的批评个性的，这种批评个性建立在文学相对独特的理解上，建立在对文学较为恒定的价值理想上。
- 我敢说，如今的作家对批评家最普遍的真实心态，是“瞧不起”，别看他们与批评家酒桌上相互灌酒，牌桌上相互打趣，但内心里，他们往往是觉得这些吃批评饭的人一钱不值。
- “文艺学”之成为“屠龙术”，在不少人那里，久矣夫非一日了。他们的那些论文、专著，往往雕肝琢肾却又空洞无物，与文艺创作的实践毫不相干。读这样的“文艺学”著述，让人觉得作者只是在一味地玩着逻辑游戏。他们搬弄着那一个个概念，像稚子摆弄着积木。这些概念的积木也许终于被搭成了一座房子，甚至还很漂亮，但再漂亮，也不过玩物而已。这种著述，大概可以称为“不及物文艺学”。
- “文艺学”在这些人手里之所以成为“屠龙术”，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文艺鉴赏的经验太贫乏。常识告诉我们，丰富的审美经验、深刻的审美体验，是对“文艺”进行理论研究的前提。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专门研究“文艺学”的人，是很少甚至从不面对文艺作品的。
- 鲁迅当年曾打算把各种骂自己的文章编成一集，印刷出版，让世人知道这些作者有怎样古怪的心思，有怎样离奇的手段。我以前为鲁迅终于未做成此事而遗憾。这些年，读时贤们的骂鲁文章，我不再有这种遗憾了。因为今日的骂鲁文章，也同样能够让人们见识心思的离奇和手段的古怪。
- 小说写的是流亡者的故事，也可以说，写的是昆德拉自身一类人的故事。熟悉昆德拉的人都知道，昆德拉此前的小说，也多写流亡者，例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和萨比娜，就曾有过流亡生涯。然而，《无知》中的流亡者却又与昆德拉此前小说中的流亡者有了极大的不同，——这是1989年以后的捷克流亡者。
- 当然不能认为，因为《我与地坛》用了一些在小说中更常见的手法，便不再是“散文”而应称作“小说”。实际上，“散文”与“小说”有无本质性的区分以及怎样界定这种区分，都是有争议的，而且恐怕永远不会有一个“定论”。
- “城市文学”在1949以前的中国，算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的。张爱玲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重要代表。但“城市文学”这一脉传统，在1949以后，却并没有得到延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断绝了数十年的香火才有了恢复的可能。不过，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现实“城市生活”为题材而又能称得上是“城市文学”的作品，还是很少的。
- 对于“城市文学”这一脉传统在“当代”的中断，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人当然可以给出观念因素方面的解释。不允许像当年的“海派作家”写上海那样写城市，也不允许像当年的老舍写北京那样写城市，要写“城市生活”，就只能写“工业战线”的生产和斗争——这是致使“城市文学”传统中断的观念方面的因素。
- 清官产生的前提，是社会属人治而非法治，而清官的政治信念，就是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清”的官，也是要“为民作主”的。毋须多说的是，广大民众对清官的渴盼，与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是冰炭难容的。而清官剧正是在肯定和强化着民众对清官的渴盼。
- 我仍想对中国的电视剧提出一点要求。人们常说，文艺作品、文化产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要求以赚钱为目的的电视剧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显然有些强人所难。而我鼓足勇气也只能对电视剧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有“害”于世道人心。你尽可以胡编乱造，你尽可以放开手脚搞笑，你尽可以无聊、浅薄，但只要你不有“害”于世道人心，就算是功德无量。
- 反腐剧直接面对的就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尽管反腐剧并不能真切地反映现实中的腐败，但腐败在电视剧中往往也很严重。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反腐剧应该是能够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激发人们对民主和法治的向往。
- 既然在政治上和商业上这钱都赚得安全稳妥，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我仍然要说，这赚的是一种黑心钱，无异于对着有毒瘾者大贩毒品。
- 昆德拉对于我是迷人的。他观察社会和人生时的睿智与深刻，常令我再三玩味、赞叹不已；他关于小说艺术的见解，也时常让我深受启发。如果要用一个现存的词语来概括昆德拉，我觉得“益人神智”四个字是颇合适的。昆德拉的迷人之处，细说起来当有很多。但最值得称道、对中国作家也最富有教益的，是以小说的方式对极权体制下人的生存境遇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揭示。
- 对昆德拉，全盘接受和全盘拒绝，我以为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固然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也不能因为怜惜孩子而大喝其洗澡水。
- 我注意到，谴责者和思考者都是在“公德”的范围内看待此类问题的，都把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不假思索地视作了一种“公德危机”。而我以为，长期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当作应当遵守的“公德”，或许正是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频频出现的一种原因。
- 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坐公交车，或大或小的“道德危机”当然不难遇到。或坐或站着时，我不免会想一想。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对公交车上的道德行为进行“公德”与“私德”之分。
- 乘车，是一种消费行为，每个人都付出了同样的代价才上得车来，从法理上说，也就享有了同等的“权利”，不存在一些人“理应”为另一些人让座、“理应”为另一些人做出牺牲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是以规定的价格购买了乘车权，他就有“权利”不给他人让座，他就没有必须给他人让座的“义务”。
- 要解决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也许应该调整一下宣传和教育的思路：对不肯为老弱病残孕让座者，变谴责为劝导。不再声色俱厉地说，你们不肯让座是“缺德”，是不讲“公德”，是良心让狗吃了；而是对他们说，你们本来可以不让，但如果让了，就是在行善，虽然是小善，但“勿以善小而不为也”。
- “素质教育”如今已成了一个被使用得几近滥俗的概念了。但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却似乎少有人认真想过。从这些遍布墙上的语录牌，便可看出，这所学校的领导，是并不懂得“素质教育”的真义的。
- 公民意识虽然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其核心无非是相互依存的两种，一是权利意识，一是义务意识。让孩子们从小便开始懂得什么是一个现代公民应享的权利，什么是他应尽的义务，是“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 尽管“祖国”和“国家”是两个有着重大差别的概念，但当这所中学以“祖国”的名义这样教育学生时，显然是把“祖国”与“国家”混为一谈了。要求学生“不要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也就是从小便抑制和泯灭了孩子们的权利意识。这样的教育，是从根本上反“素质教育”的，也是从根本上反现代文明的。
- 这样的教育，其危害不仅在于从小便抑制和泯灭了孩子们的权利意识，也实际上从小便抑制和泯灭了孩子们的义务意识。不是具体明确地告诉孩子们去做那人人可做也人人应做的事，而是用这种大而无当、空泛模糊、富有煽性意味的文学性语言来教育孩子，也就使得他们长大成人后，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到底有哪些。
- 用“不要问祖国能为我做什么，只要问我能为祖国做什么”这类大而无当、空泛模糊、富有煽情意味的文学性语言实施的“教育”，到头来是使得孩子们长大后，既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义务。更有甚者，是从小就学会了弄虚作假、行贿受贿和坑蒙拐骗。如果要问什么才是“素质教育”的对立面，例如这样的教育便是。
- 有许多事，主其事者、与其事者以及旁观者，都早觉其荒谬，但就是长期得不到改变。别的地方且不论，在我所较为熟悉的大学里，荒谬并且大家都觉其荒谬的事便很多，但改变起来似乎非常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领导、教师和学生，都怀着一种荒谬感在做着一些荒谬的事。
- 植树造林、绿化环境，无疑是大好事；政府号召公民多多栽树，也自有必要。但如果国家以法令的方式要求每个公民每年都在适合栽树的地方栽树若干株，完不成任务便取消公民资格，那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 按过去的观念，研究生培养属“精英教育”，硕士生如此，博士生当然更如此了。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即发表“像样”的“学术论文”，仍是基于“精英教育”的理念，但实际上，研究生培养，正在迅速地非精英化。
- 我知道西南有一家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理论刊物，不知怎样混了一顶“核心期刊”的桂冠，数年来，似乎把全部版面都用来赚研究生的钱。如此下流者当然也少见。更多的“核心期刊”还要维持刊物的体面，不肯让研究生的“论文”在正刊上出现，于是便大出增刊，以这种方式从研究生手里弄几个铜子。每当看到那些贷款上学、大冬天也穿着单衣的研究生抠出数百元汇往“核心期刊”，我都难免心酸。更让我心酸的是，学术的尊严一开始就在研究生心中轰毁了。
- 我以为，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完全可以从事与学术无关的工作，但他却应该终身对学术保持一份敬意。而要求他们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则可能把他们原本尚有的一丝对学术的敬意摧毁。——这或许是此种规则的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
- “义和团运动”应该说是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源头。“义和团”的兴起，固然原因并不简单；他们对当时的“洋人”的憎恨，也实在不能说事出无因。但他们的所做所为之野蛮、愚蠢和残忍，却也实在是无可避讳的。
- “见义勇为”者之稀少，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现象。各地以行政手段大力鼓励、表彰所谓“见义勇为”的行为，诸如设立“见义勇为奖”、中学生而有“见义勇为”纪录者高考时可加分，等等，都说明着愿意和敢于“见义勇为”者，实在不多。
- 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捍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一种特征。
- “群众性民族主义”正因为是“群众性”的，所以有着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它总是以“民意”的名义强烈地表现自己，而这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各级当政者也许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逻辑，甚至意识到如果满足“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要求，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利益都造成实际的损害。
- 在面对日本和日本人时，“群众性民族主义”更容易发作并且发作得更为猛烈。这当然并非不可理喻。坦率地说，对日本某些政客的言行、对日本民间那类“右翼分子”的表演，我也深为痛恶。不过，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因此而对日本民族的一切彻底否定，不要因此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每一个日本人。
-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 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大学生们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最激烈最典型的体现者从而也成为大大小小的“爱国贼”们最主要的利用对象，这是分外让人悲哀的。
- 中小学如开设“公民课”，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读一些优秀而比较易懂的古典诗词一类文学作品，对中小学生也是完全必要的。至于让中小学生读经，是十足的祸国殃民。
- 流氓文化当然在那种“职业流氓”身上体现得最典型最充分，但却并非只有那种“职业性”的流氓才是流氓文化的载体。中国的流氓文化，在各式各样的人身上都可以表现出来。说到底，在无赖与非无赖、流氓与非流氓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界线。应该说，“职业性”的无赖、流氓身上具有强烈的无赖性、流氓性，这并不稀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那种华衮包裹着的身体里喷涌出的无赖性，是为那种岸然的道貌所掩盖着的流氓性。
- 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复杂的系统，而流氓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流氓文化在整个传统文化系统里，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中国的流氓文化传统，鲁迅的确有着高度的敏感并时时加以揭露、批判。
- 我对批评现状感到无聊，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些年就没有一个不无聊的批评家，没有一篇不无聊的批评文章。诚实、敏锐而又富有学养的批评家还是有的，令人双目一亮的批评文章也还是偶尔能读到的。
- 所谓“文坛”也者，或许自古就是名利场。自从有了一个“坛”，就免不了众人在上面争名逐利。这其实也正常不过。视“文坛”为净土、视文学家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之士，大概只有深山老林中的文学少女还会有这种想法。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批评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批评有何用，一直存在争议，我知道，不少人心中，对批评的作用都是很怀疑的，一些创作家则公然表示着对批评的鄙视。
- 或许有人对我用这种眼光观察文坛大为不满，但我敢说，如今在文坛上活跃的批评家，他们中有些人，对文坛作为一种名利场的性质，看得远比我透彻。他们或许并没有很逻辑地研究、分析过作为名利场的文坛，但他们凭直觉便准确地把握了文坛的名利关系，只要看看他们一言一行是那样符合“趋利避害”的人类“天性”，便不难明白这一点。
- 毋庸讳言的是，批评是一种“资源”，文坛上总体的批评资源必然是有限的；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这种批评资源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必要的。常见有十分牛气的作家对批评公然表示不屑，宣称自己并不在意是否被批评家注意，也从不阅读任何批评文章。这种表态通常是当不得真的，至少不能全当真。
- 一个有头脸的人对另一个有头脸的人所发表的观点、理论、“创见”，实在忍受不下去时，有时也会公开表达不同的看法。但表达时却采取“正面”的方式。尽管这种看法完全是由那自己所不能同意的观点引发的，但在行文中却极力避免将其作为对立面。换言之，这种“正面”的表达方式，就是尽量避免与不同的观点发生“正面”的接触、交锋，尽量避免显露出批评、争辩的色彩，要让人觉得他只是在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根本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看法存在。
- 权威的谬误最好由同时代的权威来纠正。倘若学术界的权威与权威之间都能在学术上坦诚相见，无须顾及情面地相互商榷、驳难，那对学术的发展真是莫大的幸事。这样的现象也曾有过。
-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体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总体素质的重要内容。过去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不仅仅是缺乏“文学性”，同时也缺乏“逻辑性”；那些所谓的“名篇”，其实是既没有足够的文学意味，也不讲起码的道理的，往往通篇充斥着假话、空话、自相矛盾的话、毫不讲理的话。在对语文教育进行反思和改革时，我们不要只盯着“文学性”而放过了“逻辑性”。
- 一个知名作家往往有自己的“代表作”。这“代表作”，当然是这位作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代表这位作家最高创作成就的作品。文学史著述，总是由对一系列知名作家的评介构成；而对知名作家进行评介时，也总是着眼于他的代表性作品。这样，文学史著述，便难免不是对某个时段的代表性作品的介绍、论说。
- 相信自己，就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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