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艳名言：
每一个大都市里都有像安妮宝贝这样的女子，她们是城市的过客，生活在繁华的暗影下，宿命般地被排斥在异乡人的世界里。她们用整个生命哭泣与微笑，拼尽全力捍卫自己幻想的权力，拒绝中庸平淡。但是城市只承担她们的幻想，却从来没有成全过她们。而在暗夜的狂想里，城市逐渐成为心上的一道伤口。她们深陷于一种自在的迷茫中，找不到返乡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 纷乱的城市里唯一永恒的传奇便是爱情，但是爱情已经蜕化成文字域里的一种想象。正是在这里，我想我能够明白安妮宝贝们对于文字的执迷——每一次写作都是与幻觉最近的时刻。就像落水的人渴望臂膀，迷途的人需要方向，安妮宝贝们将虚构视为一种救赎。
- 对于很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而言，写作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她们可以将写作视为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文学她们并没有什么责任感。说到底，写作只是一种行为，而文学则意味着创造。写作某种意义上只是小资生活趣味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另类，意味着不同凡响，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
- 我们只是一个观望者——站在审美的立场，最后悲悯于一切的无常，我们并不知道救赎之路到底在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一个审美主义者也许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 如果我们翻开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的作品，这样一个事实是非常清晰的：在大多数女性文本中，母亲与爱情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关于母亲，她既是女儿的守护者又是她们的对立面。
- 在普遍的抒情化、简单化的时代，张洁依然力图在叙事的辉煌帷幕中开启她晚年的一部大戏，细节性的再现，哲理性话语的彰显，人们久已疏忽的或是不愿再去经营的典型与细节，终于被大气的张洁拨乱反正，《无字》在延续作者以往作品的精髓上是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它却并未开辟出更多的话语空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 和世纪初的很多个年头一样，2006年的文坛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喧哗无非是来自图书市场炒作的名家或80后，还有网络上流行的奇怪的“诗歌”，以及文学官方机构权力的更替，这个时代能够沉淀下来的属于文学本身的东西少之又少。如果百年后人们书写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大概会吝啬到不落一字吧。
- 这是近几年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现象，“底层写作”是关于底层的书写，而不是底层人自己的写作，它与一度非常热闹的“女性写作”的概念方式恰好相反。现阶段“底层写作”虽然不能构成大规模的创作思潮，但是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种创作现象。
- 作家的视野突然聚焦到底层，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现状带来的启示，大量的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农民，迅速从社会阶层中剥离开聚合成一个浩大的弱势群体，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比，这一群体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其面临的境遇也越来越残酷，就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发展来看，社会以及文化现象很容易便演化成文学现象，更何况很多作者的经济状况就在“类底层”之中，他们关于底层的叙述其实也是关于自身生活状态的反思。
- 关于底层的叙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矛盾的简单化，把底层人的悲惨境遇简单地归结为村长或者包工头的腐败或剥削，并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之间划上了简单的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
- 底层写作触及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小说来说问题并不是全部，作者以怎样的想像力和叙述方式将问题带入文学的层面，从而通过具象而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现实以及审美的启示，这个是重要的。而当前的底层文学欠缺的不仅仅是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有艺术上的表现力问题，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底层文学能够走多远。
- 虽然我们不会完全认同于“文学是历史的书记员”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文学反映当下中国人的婚恋状态时，它确实是一个合格的书记员。整整一年的作品读下来，没有婚外情、离婚、偷情这些素材的小说实在不多，区别在于有的小说在质问这种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有的则不再质问，而直接把这些元素当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文学中与同性恋有关的题材逐渐多了起来，同性恋或作为小说的一个核心内容或作为小说的一个元素，都在另一个层面上切入了我们并不了解的生命以及爱情的陌生地带。
- 同性恋作为少数人的真理很容易令人想到现代以来一切“少数派”的权力运动，如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等等，因而它也天然地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意义的文学表述对象，但是真正的同性恋文学应该不是事件层面或发生层面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存在层面的同性恋——作为人类存在之一种，它以怎样的方式唤起我们关于爱与自由的想像。
- 相较于热闹的图书出版市场和网络文学，文学期刊毫无疑问是寂寞的。每一年多数的文学畅销作品由出版社走向读者，而由学期刊发表的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等，多数都自生自灭，或者只是在一个小众的圈子产生影响；人们更多记得的可能是某网站关于年度作家或作品的的评选，每一年各大期刊的评奖活动最后不过是报纸边角处的短消息，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少之又少。
- 即使是“养在深闺人不识”，文学期刊也仍是当下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声音，从发稿量来看，它至少支撑起了文学的半壁江山。2006年的文学期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倾向于现实性的期刊越来越多，一些期刊本身定位就是现实性而在这一年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一些期刊是重新定位尝试将现实性作为办刊的核心理念。
- 一年下来我们能够阅读到的较好的作品与阅读量相比可谓少得可怜，很多问题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比如题材的雷同化，关于婚外恋、犯罪、底层的作品几乎占据了多数的版面，而即使是在这几个题材领域，小说也大多局限在浅层次的叙述中，多数作家并不具有深度意识。
- 我想文学期刊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它鼓励了众多新作者的创作，同时它让坚持的人坚持下来，怀疑的人离去，在它所形成的文学磁场内，我们老生常谈的关于爱与美、自由与真理的梦想仍然是它最具有魅力的部分，它对于众多差作品所表现出的足够的忍耐力，是基于对伟大作品的执着。
- 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两年我读了大量的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每年千万字以上的阅读所带来的欣喜与失望，直接让我反思行进中的中国文学。2005年底的时候，当我坐下来想要认真梳理一年的阅读时，发现实在找不到写作的兴奋点，现在2006年也结束了，我想起鲁迅笔下九斤老太说的话：一代不如一代。这或者是一个过于令人丧气的想法，最好的假想是文坛正在青黄不接中——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一代作家慢慢隐退，新的作家正在成长中，我们也当有所期望。
- 当代女性散文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喧哗的过程。五、六十年代及至文革期是女性散文的沉默期，但是新时期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出现了多种声音的合唱——新潮散文、老生代，新生代，小女人等等，这使女性散文一时间众声喧哗，从而也进入到了女性散文创作的高峰期。
- 建国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散文总体上来说依然有所成就。建国初期，延安散文的模式被继承了下来，通讯、特写成为主要的文体形式，其内容多是表现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的传统，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新人、新事、新思想。作为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文体，散文往往更容易被现实中的各种政策方针所左右，这在十七年时期得到了印证。
- 文革后的散文界，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重视写真实、说真话。文革十年的“神圣”谎言已经被揭穿，但是人们心里的谎话，甚至于在无意识中对自己说的谎话却没有消失。
- 新时期初期，很多女性散文依然受到十七年诗化散文的影响，体现出一种精致的诗意与克制，赞美文革后的中国城乡的大变化，对党的政策的讴歌，对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好人好事、真善美的捕捉，注重抒情叙事结合、兼有议论，也和十七年的散文一样，缺乏冲击力与批判意识。这样的文章往往注重开头的悬念，起承转合，展现出的自我是一个充满童心、没有邪念的人，但缺乏洞察力，是一种心志没有受到污染、也同样没有发展健全的人格。
-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与先锋阶段，文学形式与思想理念的瞬息万变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冲击下，散文的园地也始终静悄悄。散文的苏醒更多地是在纵的意义上回归“五四”传统，但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大规模的西化过程中，散文找不到自己的可兹借鉴的外来理论——西方并不存在像中国散文那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因而也不可能提供给中国散文家一套时髦而现代的话语经验。
- 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驳杂的时代，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阅读是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先锋派们沉重的诗性意识与颠覆性，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承诺后，变得苍白可笑，最终走入绝地——一个大众文化勃兴的时代从本质上拒绝先锋，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先锋。
- 在散文回归内心、回归自我时，女性散文家们也同样开始了面向自我灵魂的书写。这一时期女性散文的代际现象较为明显，老生代如冰心、杨绛等的作品更加炉火纯青。尤其是杨绛的创作更是显出深厚的艺术修养。
- 杨绛的散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西方文化素养很好地结合起来。她的散文既有丰盈的文气，淡定的气质，同时也有较广博的学识，能够在平和中见锋芒，不动声色中见惊心动魄。在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散文界，杨绛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多篇作品都堪称中国当代散文史中的经典。
- 八十年代早期，当人们还沉浸在回忆伤痕与反思历史的时候，曹明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现在”的叙述。十七年的“革命叙事”，文革后的“伤痕叙事”，在这里都被“个人叙事”取代。“个体”作为一种日常情境下而不是特殊使命下的生存状态被呈现出来，理想与主义之间的战争结束了，剩下的便是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游历。
- 新生代的作家既有力图突破以往散文模式的“新散文”作家，也有一些都市休闲散文的写作者。这是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女性散文领域的两种创作潮流。
-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新生代的女性散文家以及创作流派的出现，再加上已有的老生代、中生代的女性散文家，女性散文真正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是不断的向生命的深层空间拓展，一方面则是开始与市场的快餐文化妥协。一方面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冲击中国女性的写作，另一方面传统生活以及古典文化依然是中国女性散文挖掘不尽的话语储备。老生代散文续接着汉语传统中最为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作家则开始了新潮散文与“新散文”的实验。
-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很多词汇都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分裂运动”，我们在将某些概念简单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将很多词汇复杂化，就像对于“爱人”的分解一样。“妻子”与“爱人”已经分离，在欲望化的体验之中，名分与内涵，现象与本质都将回到自身，并生成新的外延。所有的事情都在疯狂地朝向某种不可预测的方向转变，神圣的将变成荒谬的，真实的就要变成历史记忆。让“妻子”与“爱人”合而为一成为一种理想。
- 在今天，我们的阅读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的沉淀。事情发生了——疼痛和死亡，执着与背弃，然而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又隐藏在哪里呢？
- 文体，又称文类，文学体裁或体式。在这里不是指文学的叙事和修辞意义上的方式。文学体裁的划分方法依据传统分类法，可分为四大文体，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每一个时代关于文体的选择都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拒绝了小说，认为它是一种不入流的形式，而明清时期却是小说的辉煌期。我们常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仅仅是对于某一时期某种文体的创作成就的指认，也是对一个民族的审美形式和文化精神的概括。
- 如果回溯中国文言散文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散文正是中国文言文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一种钦定文体。文言文在日常话语之外又构造出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是将多数人排除在受众之外的。
- 散文是记载正史的方式，也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学”“仕”一体的思维方式。文言散文的世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权力化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女性恰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她被告诫要远离她的话语权。很显然女性不可能真正进入到一种排斥她、塑造她的文体创作中，她已经被先验的排斥在正史之外，她的创造性是被怀疑的，尽管这种怀疑并没有原因也没有经过证明。
- 散文在父权世界中所具有的主流性的话语功能正与女性的边缘地位、边缘情感相背，性别之“轻微”与文体之“凝重”形成鲜明对比，文言散文拒绝女性话语的介入。
- 直到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言文一体”使文学的大众化有了讨论的可能。白话文学要以国民意识、写实精神、社会性代替了以往文学的贵族气、古典做派以及山林气。语言与生活的同构，王纲解钮时代的混乱与缝隙间的自由，英法随笔的引介，文化先锋们的素养，使得白话散文在发轫期便迎来了高潮期。
- 从都市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存在状态与写作状态，它没有修饰，更接近多数女性生活的日常状态，也更细致的勾画了女性世俗生活的图景，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平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企图超越平庸的愿望——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在斤斤计较的现实牵绊下，梦想着“别处的生活”。
- 追随梦想的声音使女性散文呈现出一种先锋姿态和创造意识。女性散文是女性存在的审美见证，是关于女性生存的诗意言说。审美化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梦想中的生活。
-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女性的新潮散文在文体形式上有了试验的性质。斯妤很多散文开始表现女性的潜意识结构。事实上人类心灵的深度空间以前一直是小说的领域，散文表现的更多的是人的显意识，而不是难以捉摸的潜意识。
- 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现在的“新散文”则展现了一种“戏剧化的自我”。如果说以往的散文更注重“我在说”，那么新散文则是“在说我”，我是被表述的对象，是具有戏剧化特征的被塑造的自我。
- 凡此种种，当散文成为女性凝视人生世界的一种方式，当散文承载女性对于一种理想世界、理想生活的期盼时，我们发现文体的这种强大的引导力与女性自身的敏感与唯美气质结合，女性回到自身，回到世俗生活的平凡琐碎，也回到心灵世界的伟大的戏剧性中。
- 散文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是女性生存方式与言说形式的合而为一。散文的日常性使她成为女性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女性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对于很多老生代的作家来说，散文成为对抗宿命的一种方式，它与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所倡导的审美核心——意境——无关，它甚至与审美本身也没有关系，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生存记录。这是我们在女性文本中看到的一种独特的散文存在方式。
- 新时期后，有很多“五四”以及十七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的作家，这时候因为年龄或者运动中的摧残等等，她们的身体以及创作力都处于一种衰弱的状态，但是她们仍然在创作，此时写作仅仅只是一种姿态，是向某一种势力或者是生命力本身的宣战，这时候，被她们广泛采用的散文文体，严格的说并不是一种文学体式，而是一种生命形式，文学性被最大限度的削弱，凸现在文本中的是个体生命在劫难后向自我的一次“交代”——就像文革中她们向“组织”交代，现在她们向自己交代。
- 文学的审美意义被一种纯净的表达的欲望取代，散文在它的最高意义上已经不是文学，而是生命，它不需要华丽的文藻，不需要运筹和方式，不需要想象力的驰骋，生命本身的激情成就了一切。
- 汉语散文新思维有着多种层面的所指，它首先应该是针对文体本身的认识。建立自觉的文体意识，凸现文体本身的美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以一种实验创新的态度面对散文。其次，是汉语散文的宏观认识。这是把散文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是在汉语写作内部，同时也是在世界文学之中，给汉语散文过去、现状与未来的一种定位与瞻望。
- 每一种文体本身都有它独特的审美品质，建立文体意识首先应该认识到文体的这种独特性，任何关于文体的实验都是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极致，而不是将它抹杀。散文也是这样。它自身的种种特质既是对创作的限制，同时也是它的优势。
- 女性散文的文体自觉意识在“五四”后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这种自觉意识并没有作为传统深入到所有女性写作之中。对于很多女作家来说，散文创作往往是小说或诗歌之外的一种附属品，它承接的只是过剩的热情，或是热情消退后的无奈，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往往被忽视。
- 从凭借先天的良好的艺术感觉而从事于写作，到认识到文体的独立性与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突破规范的途径，从而重新进入到自由之境，这是散文在否定——肯定——否定的辨证思维下的重新整合，也是散文家进入到创作的更高境界的必要的环节。对于散文来说，恰恰是在坚持某种规范的情况下的“反规范”，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创新。
- 当代散文家对于文体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缺乏认识，散文的纵向演变与横向比较，以及文体的历史意识与宏观意识都显得匮乏，而这也便直接导致了女性散文的视域比较狭窄。事实上就汉语散文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汉语散文的历史，同时也包括以汉语作为散文写作语言的诸多群体，包括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的诸多华人居住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加拿大等等，这形成了汉语散文在二十世纪后期“多元发展、共生互补的繁荣鼎盛的整体格局，堪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
- 就世界散文来说，它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概念，很显然散文与民族思维方式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在不同文化形态下的不同的文体形式，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散文的比较研究将会变得艰难。但是即使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五四”时期中国散文建立的开放性的传统至今已经变得越来越薄弱。现代散文在开端时便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姿态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 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汉语散文应该成为东方审美传统与西方现代精神的一种结合体，当然这首先并不是文体的问题，而是散文家自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种结合。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本身对自己民族的主流文化具有间离意识，她作为文化的客体并没有阐释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散文作者更容易形成某种开放意识。事实上，中国女性散文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的借鉴，新潮散文对于现代主义技巧的实验，都使我们看到女性散文的巨大的创造性与可能有的开阔的视野。
- 建国后，我们一直将普通话视为一种标准的书面语形式，但事实上，中国文学语言有着更为丰富的资源与支脉。如果没有方言、文言与口语等语体形式作为一种补充或者支援力量，那么普通话将是语言等级秩序中的霸权者，白话将失去汉语文化传统的根脉之一，而书面语将只能是呆文，汉语文学语言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而语言一旦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存在价值，便也就失去了它自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它能够提供给人的想像力也将受到限制。语言的荒漠往往就预示着我们自身的匮乏。
- “五四”以后，文言散文的传统被中断，而文言作为一种语体形式也成为汉语语言的过去时。语言的灭亡往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渐变，随着时间以及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语言自身不断发生变化；一种则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干预，从而人为地中断语言的某种传统。“五四”时期的文言文传统的中断便属于后一种情况。
- 就“新散文”试验来说，文言文化中可能会继续保有生命力的因素应该成为新语体的内在滋养，否则散文创新的基础便会显得脆弱。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散文在语言形式以及汉语文化的继承方面比大陆散文更多了与传统的渊源关系。
- 客观地说，“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仍然在文言与白话间寻找某种“化”的可能，“化”是在形式变异下的对于原话语的一种潜在的转义行为。冰心就曾经主张语言要能“化”，即“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并认为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但是这种“化”的转义在随着白话文日渐成熟、民间语体的不断深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语言大众化的要求等等情况下，逐渐失去它的转换的可能。
- 汉语言自身的灵活，骈散相间，参差错落，仪态万方的美质并不是汉语与现代性接轨的不利因素，相反，它是这种现代转向的基础。当下的散文语言过于注重语言的标准化、书面化，往往只是由书本到书本地转化某种叙述方式。而另一方面网络写作又过分注重外来语汇以及与现代科技息息相关的时尚词语和完全情绪化的感叹词。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从事写作，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写作对于官能感受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审美感受。现代人越来越复杂的心理体验在无节制的宣泄中变得苍白，网络写作包括网络散文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
- 我们无法对“母亲”进行福柯“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一种简略的办法，是通过传统文化下已有的母亲类型来透视母亲概念的生成过程。本文主要以中国现代史之前的母亲形象，包括民间戏曲、文学文本以及口头传说中的相关资料作为参照，以切入这一主题研究。
- 贤妻良母型。这是男性书写中关于完美母亲形象的最普遍的典型,它不仅寄予男性期待视野中对母亲形象的理想，同时也是对一个完整家庭结构中女性角色的设置——贤妻良母本身就已经暗示了父与子的在场。而与妻子、母亲的贤良对应的正是父亲与儿子的权威。
- 中国传统文化秉持一种以和谐为基本原则的价值观念。在这一观念引导下，中国人形成了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对于女人而言，这里的“天”与自然意义上的“天”，或者说与人生境界中的“天”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天”直接指向的是父、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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