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与爱买书时不同的,买书是要花钱的。女生失去了买衣服买化妆品的钱,男生失去了一次和女朋友约会的钱。所以说,爱买书是要影响生活质量的。 
常看到报上批评幼儿教师的文章,说他们没有爱心,不关心孩子的不多,最多的是他们如何严格死板,整齐划一,扼杀了孩子的天性。这个我能理解。现在大多是一个孩子,谁都巴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成个大人物。将来是什么眼下看不见,眼下最重要的是别让他的天才被无端地扼杀了。 
没有苛责贤者的意思,只是想说,文章虽是笔写在纸上的字句,也是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有胆量就朝厉害的地方捅,没胆量就朝自己身上捅(像鲁迅随时解剖自己那样),什么胆量也没有,那就朝天上乱舞吧(像古代的刑天氏那样),千万千万,不要伤及无故,尤其是不要伤害幼儿园里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问,你说别急着拍徐志摩,又说不用等多久,那么该什么时候拍呢?这就不太好说了。我只能说,等我的《徐志摩传》出版了再拍,或许会好些。那将是一个全新的徐志摩。有了这个底本,演起来就不会走样,拍出来也就不会平庸了。 
现在所以重提徐志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跟几个优秀的女人有关系,要是没有这几个女人,光凭着那几首诗,写得再好,人们的兴趣就不大了。男人喜欢徐志摩,谈不上喜欢,只能说感兴趣,是因为他艳福不浅,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这样活一回呀。女人喜欢徐志摩,是真喜欢,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怎么那么多优秀的女人都爱他爱得死去活来,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人!怎么不不想一想,要不是徐志摩真值得爱,才会有人爱,要不是徐志摩真的优秀,才会显得那些女人优秀。 
若要评劳动模范,我建议把“劳动”去掉而只评“模范”。这些模范,不必考虑他们的物质贡献,只说他们对社会的示范作用。 
打开中国文学史,满眼是一片唏唏嘘嘘的叹穷声,不管是真穷还是假穷,都在一个声的叹穷。最有名的该是清代大诗人黄仲则了,他那两句“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不知赚得多少人的两行清泪。 
无论什么社会里,都是穷人多些,富人少些,同情穷人,鄙薄富人,乃天经地义的事理。这几年,常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一些作家表白自己怎样富有,喝的什么,吃的什么,常逛什么高级商场,还有的津津乐道自己过去是什么官,而今又是什么待遇,不愁出书,随意出国。凡此种种,我相信都是实情,然而,实情也不是桩桩可为外人道的,学术与道德的双重规范,先就不容许你这样夸富。退一步说,你那点富,别说跟历朝历代的大文人们比了,就是跟“九月衣裳未剪裁”的黄仲则相比,怕还差一大截子,你有人家那么精美而又宽敞的院子么? 
在文学批评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所不同者,因为时势的差异,我与李先生的着眼点或有不同。李先生处于新文学的发轫期,志在拔擢,看重的是作品的新颖,作家的潜质。现在呢,可说是新文学的成熟期,也可说是一个茂盛期,同样的志向,我所做的乃是删刈,看重的是作品的价值取向,作家的人文品质。删刈也是一种拔擢,除去杂草,禾苗才会茁壮地成长。 
是否可以在最高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进行普遍的最低道德教育。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人未犯罪前,便判定他将来要犯罪,只能是有备无患,或者说是防患于未然。想那些犯罪者,在未从事罪恶活动前,都是普通的公民,都是从小长到大的。大都受过幼儿园、小学教育,有的说不定还受过中学,乃至大学教育。即便没进过学校的,也受过一定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决不会是一人社会便为非作歹。若从少年时起,就让他们坚信人应当恪守最低道德标准,将来不得已沦为罪犯,下手时也就会有所顾忌。 